当代女性最大美德：难搞

《我，到点下班》

“我们这代女孩最好的品质应该是难搞。”

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中，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以名字为切口，揭示社会刻板的性别气质规范及其对女性的不公。

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意味着，女人不是天生固有某些特性，而是“处在某种独特处境中”。

“处境”这个概念，同时体现了一种先于女性而存在并制约女性生活的规范，即一种“社会命运”，同时也暗含着女性超越这种社会命运的可能，因为这种命运并非纯粹偶然，更并非天然的、既定的，而是人为的、可战胜的。

对所在处境的知觉以及拒绝，就是女性超越社会命运的第一步，觉醒的第一步。但这一步为何如此艰难？女性为何有时候展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对这种命运的服从？这种顺从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有诱惑力？

讲述|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01.

顺从是女性的“命运”？

根据玛侬·加西亚在《她之所以是她》中对波伏娃的论述，波伏娃的《第二性》本质上是一本女人为何顺从的著作，讲的就是“女人不是生而顺从，而是变得顺从”。

“顺从”对于波伏娃理解“女人是什么”非常关键，这种顺从不仅仅指个体之间女性对男性的顺从，更包括女性对于理想女性气质、女性刻板印象、社会性别规范等等结构性常规的顺从，是一种极具普遍性而独特的性别差异。

波伏娃指出，女人如果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存在，大家都是普通人类，那只是自欺，因为“性别差异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并制约着人们行动的可能性”。

这不是指顺从是一种女性本质，而是说，女人身为女人，“身处某种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处境。这种处境设计一整套规范，而女性必须根据这种规范来为人处世，并基于这些规范受到他人的评判。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应该遵守这些规范…..与规定的行为之间出现偏差时，人们会否定她的女性气质。”

举例来说，《情绪劳动》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偏离任何性别刻板印象都会有“后坐力”效应。公开展现野心的女性被视为咄咄逼人、恶毒、不稳定和危险，公开展现敏感的男性则被视为软弱、无能、可疑，难以信赖。偏离规范的惩戒甚至可能是暴力。

女性因为对“后坐力”机制的恐惧而不断练习相关能力，投入更多情绪劳动——不断调整并改变真实的自我，以符合人们对女性身体的期望；根据对环境的评估调节自己的情绪表达，甚至情绪本身，最终将其内化成某种个人特质。

所以，加西亚总结，“顺从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命运”。我们没有选择它，但我们很多人接受了它。

比如默默无闻为作家丈夫整理文稿的妻子、放弃晋升机会选择生孩子的母亲、为了男友而放弃读博的女孩。还有女性在各种日常关系中日复一日的情绪劳动，比如为同事和老板买奶茶、为了销售业绩而穿短裙化妆柔声细气，都是对社会期待的顺从。

《不够善良的我们》

这些选择无法简单被解释为奴役和压迫，因为女性是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从男性本位的角度，很难理解女性的顺从。古典政治哲学认为，顺从他人等于放弃了最宝贵的天赋权利——自由，放弃自己做人的自由，以换取别的东西，这种弃权被认为与人性相悖，甚至是一种道德缺失。

然而在这个“人性”的历史上，在卢梭这样的思想家眼中，女性的顺从却没有被认为违背天性，反而被认为是正常且道德的。因为女性在历史上被视为本质上就劣于男性，无法承担自由的潜在危险。

即使到了今天，这些传统的性别观念仍在持续，顺从、牺牲、同理心，仍被认为是女性美德，是女性更有责任、也更有能力实现的。

情绪劳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指识别或预测他人的情绪并随之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设法地影响他人情绪的过程，常常表现为更在乎他人的感受。这是一种常被人忽视的劳动，但就如同体力、智力和创意劳动一样，也是一种需要时间、经历和技能的工作形式。不难想象，情绪劳动常被视为一种女性化工作，就如同共情能力被固化为女性特质。

然而罗斯·哈克曼（Rose Hackman）在《情绪价值》中提到一个实验，当被试者可以得到真实金钱作为激励，之前在“社交技巧”方面的性别差异完全消失，男女都展现了优秀的共情能力。

在另一个关于“女性直觉”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当一个人在实验中被指定为“下属”，无论男女，都会更加敏感于其高位者（即被指定为“老板”的人）的感受。“女性的直觉”实际上是一种下位者的直觉。

这再次说明，“女性属于次等”这个性别秩序，从卢梭到波伏娃到如今，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波伏娃对于顺从的论述也依然有效。

在波伏娃的理论中，女性的身体是顺从发生的条件。女性意识到，她的生理身体是物种延续的场所，而物种延续过程否认人自己的个体性。月经、怀孕、哺乳，这些男性不必经历的生理身体过程，是一种物种与个体之间的冲突——女性的个体性被她们的身体本身所否认，“她的身体是不同于她的东西”。

生理身体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是社会意义的载体。生理“劣势”只有在社会赋予其价值时才成为“劣势”。所以在父权的社会建构中，这种生理身体的差异，成了“对物种的屈服”，构成了女性需要顺从的处境。

在我们的经验身体里，女人的异化也很早就开始了。当她开始发育，她将马上从男性打量的目光中体验到身体的客体化，“女性的身体首先是在他人面前呈现的身体，然后才是个体亲身体验的身体”。

男性使少女的身体变成一个为他而存在的身体。男性的凝视将少女与自己身体的疏离更加固定，她自己的存在被他人的目光割裂得支离破碎，无法为自己掌握。

因为“她对自己被客体化了的身体的体验迫使她相信，自己除了成为他者之外别无选择”，于是“由于男人要求统治，她便不得不向他献上顺从的神话”。

《不够善良的我们》

加西亚对波伏娃的话做了进一层转译：“男性统治意味着强加给女性一种命运，让她们的身体成为一个客体、一具纯粹的肉体。面对这样的命运，顺从显然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也就是说，男性的统治需要女性的顺从才能实现。女性顺从是因男性对女性的客体化而被构建出来的一种理想女性气质，但男性统治掩盖了这种客体化，使女性顺从似乎成了一种本该如此的客观条件或者女性本质。

但是，女性相对其他被压迫者有一个重要不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看起来发生在个体层面。女性并不像黑人、犹太人、无产者那样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被构建为他者，与彼此生活在一起，而是与她们实际意义上的从属者生活在一起。夫妻关系这种纽带，形成了一种“原始共在”，且看似彼此并列，不分优次。

前不久，爱丽丝·门罗的女儿安德莉亚公开了小时候被继父性侵的秘密。安德莉亚25岁的时候鼓足勇气向她袒露真相，她却并没有和女儿站在一边，而是认为自己已经无法离开这个丈夫。

这就是一种最深的女性顺从。主流浪漫爱和单偶制让女性不得不与一个她生命的支配者建立生命中最深厚的纽带，并相信这就是“家”，这才是“家”——核心家庭只有通过跟一个（男性）伴侣建立契约关系才能发生。

《最完美的离婚》

02.

顺从的诱惑

女性觉醒非常艰难的一个原因是，放弃自由，也可能成为一种快乐的源泉。

因为和男性的纽带关系，女性在顺从中得到的回报比其他受压迫群体要大。顺从的快乐可能超过拥有自由带来的风险，所以女性同意接受这个被强加的命运。

顺从同时是被动和主动的。以“服美役”为例，如加西亚指出，让自己成为被动的情欲对象是一种顺从的方式，而且充满诱惑。

当女性凭借外貌让自己得到更多欣赏和关注，就陷入了一种无尽的从属性中，因为自我的价值由外部的凝视来衡量，身份由他人定义。看似以此自我确认，实际上在自我否定。当女性努力成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时候，自己的主体性也就在消亡。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美貌不属于自己，而是男性的权力彰显；性欲是被客体化的欲望，是一种被动快乐。可是在这种被动性中，又似乎有着某种能够支配男性的虚假权力，所以部分女性希望被征服、被占有。

《四重奏》

在爱情中自我牺牲，是另一种充满诱惑的顺从的方式。女性在男性身上淡化自我，以服务对方为乐，并在自我放弃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自我意识。这并不是个人化的“恋爱脑”或“性缘脑”，也是一种女性处境。

波伏娃早已经指出，部分女性习惯把自己视为低男性一等，甚至包括她自己都多年被低于萨特的自我认识笼罩着，所以为了保持与这个所谓“强者”的关系而付出和牺牲，也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而女性付出的对象，严格来说，或许并不是这个男性本身，而是“顺从”这种惯性和秩序。也因此女性常常要用美好的品质装点她为之付出的男性，以证明她的牺牲和放弃自我是值得的。

在这种放弃自我中，女性似乎也能获得某种权力。通过自己的牺牲，女人期待得到男人的感激、对她服务的满意，以及，继续选择她的服务——“拴住他的心”。

因此女性不把自己对他人或关系的顺从看为奴役。通过顺从，通过拒绝成为一个主体，一个人就可以逃避自由的代价。

英剧《伦敦生活》第二季中，女主角有一段震撼人心的忏悔，“我想要一个人来告诉我相信什么，投票给谁，去爱谁，怎么说。我想要一个人来告诉我如何过我的一生，因为我觉得自己至今都做错了。”

《伦敦生活》第二季

这就是顺从的诱惑。深闺门后衣食无忧，为什么要走上街去摇旗呐喊争取投票权？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付出就可以换取身份、认可和生活保障，为什么要去工厂上班？

这些看似的“退路”，即让女性保持顺从的机制，或许真的让一些女性快乐，甚至感到幸福，但它们是危险的。顺从，让女人成为自己他者化的同谋，但是“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即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

这本身就是女性处境的一部分，“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

03.

应得的权利：

拒绝“破饺子”和“碎饼干”

时至今日，除了世界上极少数性别平等的“模范”国家，女性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仍与男性差距极大。更不要说，相对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性别规范的惯性更强。

关于“做女人意味着什么”的探索，经由过去百年的女权运动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前，女性甚至不具有定义自己的权力，抑或意愿。

在《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波伏娃区分了被迫顺从和接受顺从：前者的处境中，个体没有任何反抗工具所以无法实现自由（比如被囚禁的奴隶）；后者则是个体自愿选择不自由，以便享受顺从带来的“特权”。

女性正是继承了后者这样一个漫长的顺从的传统。

但是，顺从并非天性，并非不可避免。顺从可以成为命运，但并不是真正的注定的命运。

拒绝顺从，意味着要承担自由的风险。但是自由才可能打破顺从的魔咒，让我们成为主体。

如果女性希望“成为自己”，那么首先要找到“自己”之所是。女性作为人类的自由和作为女人的顺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了前者，我们必须放弃后者。

但需要强调，我想说的并非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命运自决，女性所处的性别结构让顺从变成一种命运，让女性超越这种命运的代价高昂，所以与其谴责女性的顺从，不如去帮助她们创造条件，使其能负担拒绝顺从的后果。

“如果将一个群体保持在低人一等的状态，那么它就会一直低人一等，但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一旦赋予女性责任，她们就会担负起责任。事实是，我们不能等待压迫者慷慨无私的给予……她们（女性）只需要继续往上走，她们获得的成功会鼓舞她们继续前进……”

而且，拒绝顺从可以从微小的地方开始。

《不够善良的我们》

a.不再吃破饺子和碎饼干

一位朋友的妈妈总是习惯性地捡破了的饺子吃，多年如是，如今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有破的才吃。在《有了孩子后如何不恨你的丈夫》一书中，作者有一天心碎地发现自己总是在吃饼干盒里碎掉的饼干，把完整的留给丈夫和孩子。

种种自我牺牲不是出自任何交换和计算，而是自甘自愿，因为已经忘记了自己和丈夫孩子一样，有吃完整的饺子和饼干的权利。

拒绝顺从，就是想起并找回我们应得的权利。我们有权利不做家务，有权利臭脸和“关机”，有权利不考虑周到、善于倾听。

我们要对自己做有意识的重新养成，抑制自己奉献的冲动、承担主要照看者的冲动。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中记录了心理治疗师的发现，无论年龄、人种、民族或者宗教，女性在承担照看角色上非常有强迫性，且自己意识不到。

最近兴起了一些呈现代际差异的短视频，与母辈不同，年轻一代的妈妈有时候会把自己放在孩子之前。虽然不是绝对写实的文本，但其中体现的女性拒绝传统顺从角色的觉醒，确实在发生。

b.要求回报

主流性别标准下的“好女人”要无私付出，敢于提要求就是“坏女人”，就是“捞女”。

如《情绪价值》描述：“好女人”就是给他人创造情绪体验，被迫把自己包装成可享用、可消费的商品，让他人用以盈利……“好女人”应该慷慨地为他人而活，不能庸俗地索取金钱，否则就玷污了自己。

爱和关怀被标上价格就会被玷污——这种资本主义的谎言、虚假的道德高地，实际作用是正当化对女人的剥削。

几年前有一则新闻，上海一个家政阿姨多年在一个老年男性家中居住服务，大爷后来向阿姨求婚，因为自己家境殷实，他认为阿姨捡了大便宜，该感恩戴德。阿姨断然拒绝，还觉得大爷的逻辑很滑稽，“我跟你结婚之后，跟现在干的是一样的活，还没了工资，我干嘛要答应啊？”

与此相反，男性在情感关系中的掠夺和不负责，几乎不会面对同样的“捞男”标签。《情绪价值》记录了一个公共演讲教练的推文，她说：“我希望‘拜金’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描述那些想让女人为自己做大量情绪劳动的哥们儿。”

亲密关系、家庭生活，甚至工作中，女性付出的大量的无私情绪劳动总被隐藏和忽视——情绪劳动通常是照顾整个家庭、保护他人情绪体验的一部分。

书中指出，美国的研究中，讲述自己承受大量压力的女性比男性多40%，已婚女性比单身更高，54%的已婚女性在调查前一个月内曾因压力而哭泣过。

因为接受了顺从的命运，许多女性常年无偿做着爱的劳动。爱与共情本是美德，我们也依然可以担任这些角色，但它们就是工作，关怀、照护等工作不应该是无形且廉价的，而恰恰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轴承，是最为不可或缺的。

“并非情绪劳动本质上就不公正。如果能正视、重视、感激情绪劳动，或者如果将情绪劳动看作交换、关系或系统的一部分，且在这样的互动中，爱就是权力，那么情绪劳动就不必然是剥削性的”。

当然，市场和货币交换并非唯一的解决方案，回报也可以是非货币的互惠交换。如哈克曼指出，在货币经济之前，在礼物经济中，女性的情绪劳动本身就是货币。所以我们如今也可以通过拒绝顺从，把女性化的工作劳动重新从阴影中解放出来。

《最完美的离婚》

c.不要“同情”伴侣

哲学家凯特·曼恩有个理论叫“himpathy”（him和sympathy两个词的合体），指人们对男性的宽容度高于女性，更倾向于对同一位置上的男性表示理解和同情。

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男性的应得权力感（entitlement）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权享有女性的劳动，并有权享有闲暇时间，所以自己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如果用来做了家务，那是巨大的破坏和不公平；而很多女性不知不觉附和并认可了男性伴侣的这种应得权力感。

尽管她们无法负荷，需要在家庭劳动分配上有更公平的安排，但她们还是表现出对男性伴侣的同情，责备自己对对方要求太高，想保护他，给他找理由，“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非常无私、善良、细心”。

曼恩在《应得的权利》中写道，当女性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把去照顾别人作为应尽的义务，并且还把这种义务内化时，她会因要求男性伴侣负责任而感到内疚和愧疚，还会对男性伴侣产生过度的感激之情，即使公平远远没有达到。

因为被强加的“顺从”的命运，女性总是在调整自己。因为男性伴侣“敏感”，所以压抑自己的情绪，默默承担情绪；因为他多疑，所以不能加其他男性微信；还有，通过假装性高潮来迎合男性。

然而当女性与男性伴侣协商更公平的分工，谈起情绪劳动，经常被冠以“事儿多”“唠叨”，仿佛男性完全和女性是两种思维。

曼恩却建议：别以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当前情绪劳动分配下得到了什么，也不必把他们当幼儿，他们都懂。如果寻求真正的关系动态改变，在目前（尤其是异性恋）浪漫关系都建立在男性运转的原则下，对某些人来说，改变这种范式，意味着权力的让渡和没收，所以需要的往往不只是简单的对话。

上野千鹤子所说的“一人一杀”，本身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女人的觉醒也是。

觉醒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可能不会有完结。作为女性，我们不停醒来，不停抵抗，但有时候也可以允许自己做一些没那么“正确”或者艰难的选择，只要知道，不顺从是一个选项。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第26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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